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水害严重，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据统计，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北达天津，南抵江淮。1855年，黄河在兰考县东坝头附近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形成了现行河道。封建社会战争和军阀混战时期，更是人为导致黄河决口12次。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难以抵抗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蒋介石下令扒决郑州北侧花园口大堤，导致44个县市受淹，受灾人口1250万，5400平方公里黄泛区饥荒连年，当时灾区的悲惨状况可以用“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来形容。
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水害严重，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据统计，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北达天津，南抵江淮。1855年，黄河在兰考县东坝头附近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形成了现行河道。封建社会战争和军阀混战时期，更是人为导致黄河决口12次。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难以抵抗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蒋介石下令扒决郑州北侧花园口大堤，导致44个县市受淹，受灾人口1250万，5400平方公里黄泛区饥荒连年，当时灾区的悲惨状况可以用“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来形容。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要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模式，优化生产技术措施，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着力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
必须看到，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一方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另一方面，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是尖锐的、严峻的。这两方面的现实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的扩张推动着全球价值与生产链向复杂化方向发展，塑造着全球化的宏观进程。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劳资失衡加剧、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困境，导致“反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力量抬头。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构架、以美国为领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失向”“失序”和“失范”，全球治理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当明确国家调控市场的方式是多元的，警惕和防止全面私有化让人类社会走向另一种“通往（被资本）奴役之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具有的相对于资本权力的政治自主性。中国道路的核心诉求不应当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赶超，而应当从道路论出发来“明确方向”，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全国有效覆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面临并必须解决的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毛泽东从“破”“立”两个方面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一方面，以“立”为主，通过旗帜鲜明维护、身体力行研习马列主义，宣传普及马列主义，明确并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从 理论上集中批判关于中国革命的谬论，全方位清理旧社会痼疾，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侵 蚀，批判清理了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毛泽东从“破”“立”两个方面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历程与经验告诉我们，各种价值观念深度碰撞与融合的当前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不可稍有懈怠，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同时抵制和批判一切错误思想。
文化自信决非来自于虚幻天国的自我陶醉，决非让虚无的玄冥之神主宰现实人们的思想、精神，而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现实世界里通过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注入新时代文化活力所于广大人民心中油然产生的对民族文化的无上自信和自豪。精神层面的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性标志，否则，无论经济建设取得多大成就，都只能是无本之木。
威尔逊倡导的世界秩序，确实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批评欧洲列强多年来习惯的势力均衡、秘密外交、贸易壁垒、军备竞赛、否定民族自决等种种实践，认为世界需要转向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公开外交、自由贸易、海洋自由、裁减军备等不同的原则和做法，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际联盟的设想，这是一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纠纷的集体安全机制。但同一个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却采取了相当冷漠的态度。
全球一体化是激发国家生存新模态的利器。从一开始，就有一条基本判断标尺迄今未变，即实力决定一切。足够的资本、强大的军事、自信的文明才能主动推进全球化，资本是基础、军事是保障、文明是根本（近现代文明中，船坚炮利开道是惯常手段，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是可见事实，各阶层“唯美”层出不穷是当下现状）。接下来的时代里，面对人类社会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孔子学院”或许能够改变武力征服导致文明融合的历史轨迹——那么这就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最大贡献。
笔者所想象的这个强人一旦掌了权，他会迅速和国际超富阶层达成妥协，比如希特勒和当年的德国工业家们之间的苟且。他将激发人民对诸如海湾战争之类胜利的光荣回忆，甚至用军事冒险来产生短期繁荣。这个人对美国和世界来说，都会是一个灾难。
改革开放前的艰苦创业为改革开放打下了牢固基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就和贡献是改革开放前发展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评价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贡献，需要从其对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贡献、农田水利建设成就、农业和社队企业发展成就等方面进行全面衡量。马克思的“同义反复”理论，即生产力构成因素变化的理论，对研究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绩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的中国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今天的中国发展，与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比，与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比，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不仅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有效破解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所有制中性”的观点，“两个毫不动摇”不可能是“所有制中性”观点的理论依据，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不是“所有制中性”观点的实践依据，这种为“所有制中性”论辩护的论证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错误的。指出“所有制中性”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杜撰一个所谓“违宪罪”。
事实上，近代中国在观念上割断了传统，辛亥革命以及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1949 年又是一次，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割断。所以，中国的历史要进行平稳的叙事，就特别得困难。有些传统事实上是观念上否定，虽然否定了但仍然顽强地存活着。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郡县制就顽强地存活着。百代践行秦政制，而且郡县制在中国的完成是从秦开始，大规模的推进从晚清开始，北洋民国加剧，而后到共产党的 1965 年，建立最后一个 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正式完成。把郡县制推 广到周边地区去，完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应该是1965 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时间关系，我就向诸位汇报以上几点。在中印两国的比较当中，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发展中的某些东西。
与处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不同，吴易风先生非常注重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至少做出了4个方面贡献。第一个贡献是，针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张, 对“张五常热”进行了深度剖析、对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 私有化能提高企业效率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吴易风先生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要把国有企业改革牢牢地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上。为了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吴易风先生在1994年提出了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的建议。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会议经表决，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提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基本思路及政策并制止出售国有企业成风的建议。2004年，提出不能让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误导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建议;第二个贡献是，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吴易风先生提出了调节可分为微观调控或微观调节，宏观调控或宏观调节两个层面。这里考虑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比西方国家只注重宏观调控而无力微观调控是一个大的改进。在宏观调控方面，吴易风先生主张借鉴而不是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宏观调控的文章，对于纠正我国经济政策实施中宏观调控偏差、微观调控不足、忽略人民群众利益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个贡献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吴易风先生指出，“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现实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全球化”，吴易风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副作用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这对纠正我国一些学者在全球化认识上的偏差具有一定的作用;第四个贡献是，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吴易风先生进行了跟踪研究，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并于2010年出版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一书，探索了危机的起因、发展轨迹和根源，揭露了金融危机的实质，并提出了我国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著名经济学家、荣誉一级教授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其初衷是要让劳动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成为社会的主人，过上有尊严的富足的生活，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初衷和根本目的的唯一途径。实行公有制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公有制、按劳分配都是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都是围绕“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主线运行的。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受到西方的防范、限制和围堵。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高档数控机床及其关键配附件视为战略物资，对我国实行限制或禁运。“巴统”解散后，西方国家于1996年又签署《瓦森纳协定》，对向中国出售的高端设备、数控系统、功能部件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我国一些重要企业都被列入美欧日的“禁售黑名单”。当前我国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西方对我国的限制和封锁必然日趋严厉。我们要下决心，坚持自主创新，奋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从问题导向出发，目前国内最为重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二是切实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三是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四是切实抓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五是切实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这些问题真正要上升到顶层思维，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正作为一个确定趋势并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的联系。然而，在全球化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反对声音，其中既有部分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两极分化的现实从而“反全球化”，又有部分发达国家将本国衰落归咎于全球化进而“逆全球化”。归根究底，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反思全球化进程中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现实困境，首先要破除经济全球化等于西方化的错误认知。其次，经济全球化不是去工业化。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过于强调贸易的重要性，陷入了“贸易原教旨主义”而忽视了生产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再者，经济全球化不是完全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过于强调市场化违背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的跨国性与政府的国界性是全球化的一组悖论。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是正是其崛起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的去工业化和过度金融化才是西方衰落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40年正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40年，全球化视野下中国道路的成功至少具有以下三点借鉴意义：第一，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凸显国家主体性；第二，注重以政府为主体的有效市场的建构，保持国家竞争优势；第三，突破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回归全球化的价值属性，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脱离实际要亡国。多灾多难使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跟唯心主义有关。毛泽东思想也是湘江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的认识论更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凯恩斯证明了政府干预可以防止最严重的过度失业，可以说他拯救了资本主义，今天也是如此。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即高收入者收入飙升，而大多数公民的工资停滞不前，生活质量瓦解——自2008年以来，这种状况只会加剧——在政治上或社会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挽救资本主义，政府必须证明它是能够改革的，资本主义可以为所有人或至少能够为大多数公民带来繁荣。
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泽东的团结带领下，我们取得了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充分证明毛泽东所创立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证明我们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正确的。自此，建立起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自信、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历史需要沉淀，历史也需要比较和反思。回首70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甚至再往上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和1845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时俱进并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获得共赢，而且还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王升，独立学者
华工的血泪，不仅是美国种族压迫的铁证，更是帝国主义残暴无道的明证，中国人要做的，不是找美国寻仇，而是铭记这段历史，毕竟，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而对灾难的失忆，是下一场灾难的开始。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落后就要挨打！
叶劲松 察网专栏学者
吴敬琏编造出一个吹捧资本主义私人企业“有利于改善收入结构”的观点，却不能举出有关经济统计数据或事例，来支持自己的市场经济下民营企业（主流经济学家用“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等字眼掩盖资本主义实质）“有利于改善收入结构”的观点；甚至不能用简单道理说明,私有企业是如何“有利于改善收入结构”；更不能说明私有企业到底是改善某小部分人的收入，还是改善企业绝大多数人的收入。
胡新民 察网专栏学者
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随之而来的新中国第二次建交潮，完全彻底扭转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弱国无外交”的局面。正如徐中约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的：“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大构想相当灵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代表获得了在联合国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访。北京成了国际交往的一个枢纽。中国不再孤立，它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苏联和美国的包围。中国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个虚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地位优越、备受尊敬的大国。”
